12月1日下午4点多钟，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风尘仆仆，来到我市刚刚开馆的含山县博物馆。在他参观间隙，记者采访了我国这位考古顶级专家。
陈星灿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工作于原社会考古研究室，曾参加过江苏吴县五峰山、深圳咸头岭、河南汝州李楼、灵宝北阳平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撰写了近百篇(部)发掘报告、论文、译文和专著。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中国史前社会生活史。
陈星灿说，凌家滩文物的出土，是当时等级最高、最发达的一批文化遗物，整个凌家滩文物出土的墓地，在全国范围内，是那个年代最好、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墓葬，也是最能反映社会进化、社会复杂化的墓葬，随葬的东西最多，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凌家滩文明，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也就是距今5300年前后。
凌家滩是可以看出有文明起源迹象的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也有这种等级分化、玉器出土和社会分化，而凌家滩这个地方社会分化的迹象看得最清楚。2007年发掘的第23号墓，竟然有330多件玉石器，这在当时全国来讲，据我所知是绝无仅有的，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墓葬。这个墓葬出土显示出这个地方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化，也可能有了最早的王国。要知道，在史前氏族社会是没有贫富之分的，没有社会分化，没有你高我低。凌家滩文物的出土，从这里可以看出从那时开始已经有一小伙人高居于众人之上，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玉器，那时没有铁器、铜器什么的，就一个玉器来讲，看起来简单，做起来是非常复杂的，这样就有相当大的劳动量。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人什么也没有，说明社会已经开始分化，文明的曙光已经开始显露。因此，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陈星灿告诉记者，凌家滩的社会分化在那个时代不是唯一的，也在许多地区开始显露出这样的征兆，凌家滩的发现，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如果不是它的发现，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就没有现在这么清楚。在同时，比如我们在河南挖的同时代墓葬，它的装饰品、随葬品远远没有这么丰富，也没有这个墓葬随葬的东西多。可以想象，当时在很多的地区，比如说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都出现了这样一些高等级的显示贫富分化的墓葬，就规模来说和随葬品丰富程度来说，凌家滩是其中最显著的。所以，我们从学术的价值，从史学的价值，来认定它的意义。凌家滩的考古，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过去，一直认为国家的文明起源，在夏、在商，那都在公元前2000年之内，那么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把这个时代往前推，推到什么时代，我们要有证据，这个就是一个国家文明可能起源的证据。因为在此之前，没有这么明显的社会分化，从这个时代开始，大概是公元前3500年到3000年开始，距今5500年到5000年这个时代，许多地区出现了等级分化，出现了贵族墓葬，显示出文明起源的一个征兆。从考古上来讲，你说的再好，如果没有东西，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凌家滩文物就在实物上给了我们非常有力的证据，这样就可以推理当时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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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灿，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