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有下滑的趋势，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政策，要求稳中有进。宏观调控又现松动迹象。与舆论热点相对应，几大门户网站均关注房价和收入分配的调控，不约而同地以“继续楼市调控政策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头条播报。然而，这样的调控取向却不免让人担心。从“菜篮子工程”稳住菜价，到发改委约谈涨价企业，到对房地产市场的限购、限价，再到对收入分配的主动介入调整，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无论从微观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在“亲力亲为”的“万能者”政府形象。房价能管制住，收入说提高就能提高，那政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样的政策调控效果，你信吗？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市场和价格机制，政府仍旧缺乏起码的尊重。实际上，目前的经济形势，与政府频繁的调控经济参数，不无关系。
忽上忽下调控导致企业决策失误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自2008年以来就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先是打压房价，后伴随金融危机的到来，开始鼓励购房，无论是首付还是房贷利率均有优惠。面对房价的飙涨带来的民怨压力，今年年初又实行了更严格的调控：限价、限购；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几上几下，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有时钱多到犯傻，唯有绞尽脑汁购地投资，有时又难到一毛钱也贷不到。如此的忽上忽下的调控，导致企业大面积的决策失误。企业猜不准明天政策的调控方向，宛如今天生活在50℃的，明天生活在17℃，后天又生活在0℃的水温里，不死才怪。
年初进行的限价限购调控苦果明后年才能慢慢呈现。若坚持现有的调控政策，只是把苦果往后进一步推延而已，而且代价越来越大。限购仅仅是暂时冻结了需求，随着房价的徘徊及现在的一些下调，市场成交量也在下降，且如果购房者判断现在的调控政策会持续到明年，房价还会下跌，持币购房者会增加。价格信号传出后，房地产商也会跟着调整供给，减少购地和建设，供给同样会减少。最新的数据也支持这个结论，与去年相比，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滑25%，超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此外，今年全年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将较年初下降8%左右。
需求不变而供给减少的一个后果是政策一变，房价自然会报复性反弹，这是经济规律。但面对这样的调控，房地产市场本身却在进行大的整合。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日前也在微博上声称，在银根紧缩和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他们收到大量的开发商转让项目的请求。限购令的一个后果就是让租值较低的，处于行业边缘的小发展商首先熬不住而出局，寻找实力强大的同行接盘。
收入差距非如基尼系数反映那么大
而面对城市户籍人口中“穷人”要有房住的呼吁，政府亦不惜血本，大派福利，拟在5年内建造3000万套保障房。保障房可以降低房价吗？无论是市场提供这种穷人租住的房子还是政府提供，供需并没用发生变化，怎么能够降低房价呢？相反，它带来的一个恶果是两极分化，因为产权问题，穷人住的保障房环境卫生会很恶劣，而且维护也差；而发展商会放弃建造低价位的房子，专门为富人建造高档住宅。
如此的大派住房福利，带来巨大的资源错配，同时也做不到公平，因为房子质量差、维护难，分配过程难以避免贪腐等反而事与愿违，引发更大的民怨。实际上，唯有市场才能为穷人找到合适的容身之所，而价格是一个最高效的机制。一个人的生活和居住水平，是他的收入的函数。而其收入是其所有的知识和勤奋的函数。城市中“穷人”之所以“穷”，更多的是由于缺乏知识和懒惰造成的。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个体的生活水平与收入必须相匹配，这是一个恒等式。政府派发福利的结果恰恰是想打破这个等式。长期看，这是不可能的。欧债、美债的危机本质上就是乱派福利的恶果。
再来看政府近年要下决心调控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媒体、学者以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均在拿基尼系数说事，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 .5左右的高位，处于危险边缘，要进行财富再分配了。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基尼系数并不能准确度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它是用刹那间(此时此刻所有人)的收入来计算的，这时的收入差距取决于人口结构和收入模式，而收入要从终身收入来度量才是准确的。一个读医学博士的，在30岁之前可能收入为零，但之后收入是逐年递增的，相反出租车司机可能18岁就出来挣钱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上榜者，8成以上30年前都是穷人。拿一个儿童与大人比体重，差距当然大。若拿一生的体重比，差距就不会这么大。
张五常教授曾批评这是一个误导人的指数，中国的收入差距不可能那么大。这个批评没有得到重视。中国近年来农民工大量进城，各地频发“民工荒”。经济增长靠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就业机器，能容纳大规模的人群就业，这也意味着市场好处能为大多数人分享，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印度的经济农业和服务业(高端的IT外包业，能容纳的就业人数有限)比重高，平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有几亿人，是否差距会更大？依靠制造业发展尚有如此大的收入差距，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除非回到计划经济，由政府来核准工资。
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差距应该尊重
还有人批评劳动者在首次分配中的比重低，十年不涨工资，以及中国没有工会，甚至经济奇迹是靠“低人权优势”等。这些不知市场、收入和经济增长为何物的批评反而成了财富再分配的理由。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其稀缺度，由市场的供求来定价的。说不给工人涨工资的人先问问自己，到市场买东西为何要讨价还价买便宜，而不是嫌别人的东西便宜要高价买进；任何企业若高价买进生产要素，它就不可能给农民工增加工资，因为在竞争中高成本企业早死了。这个不是由廉价的同情心和良好的愿景简单组装而成的。欧文和傅里叶都尝试过凭感情和道义给工人发工资，最终的后果呢？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劳动力进入无障碍，工资就是市场给工人的人力资源合理定价。与比重高低没有半毛钱关系。离开市场定价，谁有信息来判定首次分配中工人工资占比多少是合理的？
近代以来，真正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是工业文明，也就是源自欧美的加工制造业的知识在全球普及的后果。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拥有的知识多是“精耕细作”。而要改变中国人生活，实现经济增长，要追问的就是中国工业生产的知识来自何处？与当年日本、中国台湾等四小龙崛起的原因不同。他们当年多是通过把人派到欧美学习，然后再回来办厂，引入流水线，把工业生产的知识引入。但这种方式不仅流量小，而且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成本较高。中国则是通过引入外资企业来解决的。企业是外源知识的最佳系统载体，随着外企进来的包括生产，销售，签合同，营销品牌等一系列知识。随着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以及浦东和长江流域向内地的持续次第开放，中国内地90年代进来的工业知识不仅仅是港台地区，还包括日本、欧美国家。这就是说，工业生产的知识，中国有多位“师父”。
有了多个知识源头，剩下的增长问题就变成这些知识如何传播了，中国又恰好找到了一条低成本的传播途径，就是“打工”。中国农民没有积蓄，无法通过教育来学习工业知识，因为他们付不起学费。通过进入“三来一补”企业和“血汗工厂”，农民不仅有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在打工的过程中慢慢学习了工业生产的知识。也就是说，农民的知识更新是打工活动的“副产品”，成本几近于零。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农民工在中国南北大规模地有序流动，完成了工业生产的知识的广泛传播。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奥秘，也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之源。
若当年有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设置障碍)、有最低工资法(对劳动力价格的一种管制)、有劳动合同法(侵犯了劳动者出卖人力资源的私有产权和自由签约权)，中国“三来一补”的企业、“血汗工厂”不可能存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可能实现，福利水平也不会大幅改善。
由市场决定的收入“不平”、收入差距应该尊重，那是市场对“企业家”和“工人”的定价。当然中国的收入分配中有不合理的一面，主要是行政垄断以及约束有限的权力造成的贪腐，对于这些“不公”造成的不平，当然应该反对。但要反对就直接反对这些“不公”就好，不要拿现在的这种收入差距大，收入“不平”去要求财富再分配，去大摆“免费午餐”，这是用另一个错误去解决现在的错误，反而把错误放大。唯有市场机制才能把穷人的生活水平提上去，穷人在“干中学”中才能逐步累积人力资本。
要进行收入分配调整，政府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条代价较小的途径，把国企私有化，并解除所有的对行业和企业进入设置障碍的行政管制，以及各种各样的或明或暗的价格管制。同时以法治和限权的思维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
（来源：马鞍山易房网 www.0555yi.com 马鞍山 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