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炒房，却被更多的利益群体当成了被炒的对象，如期望楼市涨跌必先抛出“温州炒房团”重现楼市或抛盘的惊耸新闻。
温州人又被炒了。随着老板“跑路”事件升温，温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来。
有学者称：救温州就是救赌徒，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
更有人对温州人搞民间高息借贷深恶痛绝：“让温州的体外金融去死吧”，“‘赌徒’死了都不救”，“温州人，出来混总要还的”。
事实上，对温州人极端化的褒贬评价早就不是第一次。回顾33年来温州人艰难的财富之路，随着市场改革大环境的起落，舆论对温州人的褒贬也随之起落，此一时致富典型捧上天，彼一时污名化痛踩到底。
“天使”可爱
或“魔鬼”狰狞
10余年间温州炒房团携千亿计的资金横扫中国，所到之处，房价一路飙升。“天使”成了“魔鬼”，炒房的温州人成了过街之鼠。但他们竟然得寸进尺，炒煤、炒棉、炒大蒜、炒红酒、炒游艇、炒钱，没完没了。
没有人会否认温州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自下而上草根创富的最大群体。全民言商，仅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就达200多万人。
1970年代末，温州仍有2/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温州人开始集体无意识地逃离贫困。10万温州人被迫到外地谋生，大多推销温州家庭小作坊生产的低廉货。这些草根出身甚至是文盲的温州人，凭着温州地下工场模仿抄袭却又五光十色的紧俏小商品，将当下中国稀缺的货币一点点吸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许多国人的眼中，温州人无疑成为无耻的“捣乱者”。他们打乱了传统的体制秩序，因而被人讥为“十万细菌”，而细菌的原产地温州，则被称为传播瘟疫的“瘟州”。
在此起彼伏的骂声中，温州人义无反顾地先富了。他们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文，首次在媒体舆论场中正面颂扬所谓中国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体制需要温州人做致富榜样，转而高调肯定了曾经的“捣乱者”。温州火了，温州人成为贫穷者羡慕的先驱，成为改革者取经的对象。
因率先致富，1983年至1986年，温州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人次。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无论懂与不懂，人人言必称“市场”。先行者温州人自然被推上了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前台，被奉作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启蒙老师”。1992年至1994年，第二轮“温州热”不可阻挡，参观取经者约50万人次。
尽管当时泛滥全国的温州假冒伪劣商品让人大呼上当，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这并不影响财富冲动的崇拜，人们如此渴望能在大街上“一头撞上5个温州老板”，快快领悟发财致富的“葵花宝典”。
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轮“温州热”随之而起，当年参观考察者近10万人次。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温州始终像一口煮沸的大锅，骂它“糟得很”也好，说它“好得很”也罢，温州人姿态异端的致富之路一次次让我们爱恨交加。
时间走到了1998年。中国开始住房制度改革，代之以全面市场化。从该年至21世纪初，最早完成资本积累的温州人又以先行者的角色进入房地产领域，从温州到上海、杭州、北京，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在媒体的报道中，以此为始，10余年间温州炒房团携千亿计的资金横扫中国，所到之处，房价一路飙升。
国人发现，相比温州人买房赚取翻倍利润，自己的薪水却怎么也赶不上房价增长的步伐，曾经“最可爱”的致富榜样，如今怎么看都越来越觉得面目可憎。
“天使”成了“魔鬼”，炒房的温州人成了过街之鼠。但他们竟然得寸进尺，炒煤、炒棉、炒大蒜、炒红酒、炒游艇、炒钱，没完没了。
温州炒房团谎言
恰是中国房地产特殊而畸形的运行体制造就了10余年中国楼市只涨不落的国际奇迹，温州人充其量只是全民置业、投资投机财富游戏中击鼓传花的知名度最高的参与者之一，独独将其推上道德审判台，实属替罪羔羊。
直到今天，温州人炒房仍是被污名化最甚的典型案例。每每谈及令人咬牙切齿的高房价，温州炒房团必是要被拎出来痛打的罪魁祸首。
温州人炒房是真的，炒房发财也是真的，但说温州人炒房推高了中国房价，却是“真实的谎言”——真相是，温州人炒房被推波助澜夸大、被合谋操纵、被各取所需地异化。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温州人最先进入楼市投资与其行商的特质有关，最早掘得楼市巨利是必然的。
温州人是先富群体，有最先投资房产的资本和冲动。以房价开始步入快速增长的2003年为例，当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显示，温州总人口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这种特有的人口分布，催生了温州人全国置业的主要形式。
遍布各地数十万个温州家庭长期落户异乡创业使购房成为必须，兼带投资升值。在外经商置业的温州人成为房产信息员，以乡土、宗族观念为纽带，带动家乡人抱团到所在城市购房，这类购房多集中于房产升值较快的沿海城市。还有的温州人到外地购房最初是出于解决子女就学安居的需要。
这些购房行为的确存在狭小圈子内温州人喜好抱团的习性，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绝无有效的制度化的组织。
温州人买房有据可查的所谓“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也出现在2003年。当年由温州的强势媒体、房产中介与开发商精心谋划，组织了多起数十至上百人的看房团杀往上海、杭州等地，温州人快速下单像“买白菜”似的抢房，迅速被媒体报道放大，“温州炒房团”横空出世。很清楚，这仅仅是温州人背后利益相关方的合谋操纵，媒体与房产中介获得了广告回报和组织费，开发商借“温州炒房团”声势迅速清盘。
2003年下半年，百度搜索有关温州炒房团的新闻多达11.6万条。其中上海某媒体报道的温州“10万人1000亿元资金”炒房，被其他媒体疯狂引用，成为温州人大规模炒房的直接证据。
该报道的作者日前向早报记者证实，数据是他和温州某房产记者经一下午推算讨论出来的，后向温州房地产人士和主管部门求证，得到了他们的默认。
这一数据明显被放大。1000亿元与在外温州人1050亿元累计投资相当，超过了2004年4月底温州人行统计本地居民存款900亿元的数字。
温州人炒房，却被更多的利益群体当成了被炒的对象，如期望楼市涨跌必先抛出“温州炒房团”重现楼市或抛盘的惊耸新闻，于是，温州人必然沦为千夫所指。最极端的审判者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其于2004年3月18日发文认为，“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
自此，温州人炒房的恶名背负了近10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恰是中国房地产特殊而畸形的运行体制造就了10余年中国楼市只涨不落的国际奇迹，温州人充其量只是全民置业、投资投机财富游戏中击鼓传花的知名度最高的参与者之一，独独将其推上道德审判台，实属替罪羔羊。
为什么挨骂的
总是温州人？
温州人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出发之初，没有文化，穷得只剩下无产者的胆量。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显示，温州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仅7.1%，低于浙江平均的9.3%。
香香臭臭温州人、真真假假温州人、好好坏坏温州人，33年间，舆论褒贬长期偏好这一群体，这是一个打上了强烈时代印记的灰色幽默，更是温州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他们的角色永远是被动的，他们无权选择。
杭州国土部门一位官员曾经对早报记者转述了一个现象，购买杭州商品房的人群中，本地市民不到50%，而外地购房者以温州人、台州人、义乌人居多。但在如潮的抨击舆论中，台州人、义乌人从来没有享受到被揪出来口诛笔伐的待遇。
与温州人相伴而行批量购房的，肯定不仅仅是同样很有钱的台州人、义乌人。楼市10年，市场规律潮涌之下，无数国人尽折腰，但被唾骂得千疮百孔的只有温州人。
“温州人是更能吸引眼球的财富明星，拿他们说事天经地义。”一位自称多年追踪温州炒房团的资深传媒人对早报记者分析，在楼市新闻中，深挖哪怕编造温州人的劲爆故事根本就不用铺垫，谁人不知温州人？同理，要谴责楼市投机成风，没有比温州人更好的责骂对象了。
温州人的成功有目共睹，他们的大胆、机敏、肯吃苦以及精于算计的天然禀赋无人可比，但其劣根性也常常露出小尾巴。
许多国人对温州人的印象至今定格在如下漫画式的记忆中：丑陋的暴发户，爱慕虚荣，十个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还喜欢漫山遍野修建家族的豪华坟墓，等等。
温州人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出发之初，没有文化，穷得只剩下无产者的胆量。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显示，温州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仅7.1%，低于浙江平均的9.3%。
人文素养的先天不足在温州人群体的商业行为中必然留下容易被诟病的烙印。要改变这一点，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时间。
更多的原因显然在温州人之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表示，舆论对温州人的极端抨击与整个社会的矛盾有关，房价、物价攀升，贫富差距拉大，普通民众幸福感减弱，内心抱怨、愤懑的情绪偏高，对外宣泄的概率也就拉高。而在长期媒体传播中，温州人是投机炒作的代表，又是最扎眼的富裕群体，民众自然会在自身的低幸福感与温州人的一贯“恶行”之间努力找到“因果关联”。温州人的“被抨击”，更多的是当今社会情绪浮躁、焦虑的印证。
温州人对富裕的追求不会停步，对温州人非理性的骂声恐怕也还会在中国人耳边回响。
温州人曾经的标签
说温州人“糟得很”：
黑(走私)；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黄(淫秽书刊录像无所不在)；假(假冒伪劣商品多)；骗(诈骗行为屡禁难止)。
温州＝瘟州
温州人买房就像“买白菜”。
说温州人“好得很”：
十万元是贫困户，百万元才起步，千万元才算富。
头发都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
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尝千辛万苦，挣千金万银。
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说下岗言转岗。
温州人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
（来源：马鞍山易房网 www.0555yi.com 马鞍山 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