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惊魂

作者：李福德

---

内容：午夜惊魂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至今想起来依然毛骨悚然，两腿打颤。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那时候的我，是个货真价实的“毛头小子”。按道理，这是个读书学习的黄金年龄段，但学校里老是放假“闹革命”，弄得我们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与南北。 因为“革”的是文化的"命",好多老百姓喜爱的电影与戏曲正在接受批判，告别了银幕与舞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枯燥无味，几乎进入了真空状态。好在八大“样板戏”迅速响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能够接触到的戏剧和音乐。样板戏里的每一个主要唱段，大凡“革命群众”，谁都能够随随便便哼上几段，当然了，我也不例外。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当年即是一部广受我们老百姓喜爱的一出好剧目。不仅县里的专业剧团演，公社、街道的文艺宣传队演，就连学校的红卫兵造反队也在演。在《红灯记》的热潮日益高涨之时，钢琴伴唱《红灯记》也作为“样板”应运而生。钢琴伴唱《红灯记》作为“洋为中用”的产物，由殷承宗探索和创作获得成功，1967年国庆节首演被誉为“诞生了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后来经过进一步修改和唱段的扩充，正式成为一部由十二首唱段组成的作品。1968年7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公演后，又于当年的10月份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在全国公演。彩色影片钢琴伴唱《红灯记》顿时大红大紫，风靡全国。 钢琴伴唱《红灯记》在县城电影院上映的时候，第二年的春天已经来临。因为《红灯记》讲的是李奶奶投身革命和教育异性儿子及异性孙女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所以倍受我父亲的喜爱与青睐。父亲“根红苗正”，1944年即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过世界级的“三大战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战争中入党，在战役中提干，故而对我们的要求甚严。听说钢琴伴唱《红灯记》的电影在县城上映以后，便主动提出利用星期天，让我和大弟到县城去看电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其用意很清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革命自有后来人”。第二天下午，父亲把一块钱放到我的手里，说：“两张电影票3毛钱，两碗馄饨3毛钱，还剩下4毛钱你们俩做路费吧！你是哥哥，负责保管，路上小心点，千万别丢了。” 县城距离我们仁和街十多公里，为了省下那4毛的路费钱，我们兄弟俩和另一个同伴硬是靠着“11号”，步行到县城的电影院。等到看完电影，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按计划，各自匆匆忙忙吃了一碗馄饨之后，立即迈开“11号”往回赶。 路程走到一大半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近11点钟了，那时候啥时晨基本上靠估计，不像现在的孩子，刚上幼儿园就能高兴的戴上自己喜欢的电子表、石英表了。正当我们三个小伙伴余兴未消，因在电影中第一次看见硕大无比的钢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前方右侧不远处的地方，有一盏马灯忽明忽暗，忽高忽低的在晃动，隐隐约约还能够听到有人在低声讲话的声音。是不是有坏人搞破坏！我们三人悄悄商量了一下，决定好好学习李铁梅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将坏人来个瓮中捉鳖一网打尽。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们屏着呼吸，蹑手蹑脚地向灯光晃动的地方接近。待到近前睁大两眼仔细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原来是三个健壮的中年人，弯腰屈背的蹲在一个已被挖开的坟墓里，正有序的将一堆白骨往坛子里面装——这大概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移坟”吧。有可能是我们的步伐太轻盈，亦可能是对方太专注，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继续埋头**们的“事业”。当时我们三人一句话也没敢说，继续屏着呼吸慢慢的往后退，来到马路上，各自方才松了一口气，随即抬起两条腿拼命狂奔起来。 本来想当一回小英雄的，没料想吓了一跳。 不过，经那次“午夜惊魂”之后，后来再走晚路胆子就大了许多，根本就不怕有什么鬼啊神的。两三年以后，我当兵到了部队，不久当了通信兵。为了锻炼我们的胆量，老班长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搞“突然袭击”，让我单枪匹马地靠一块指南针和一组数据，赶到距离住地10多公里外的殡仪馆门前，在运尸车的轮胎下面取“情报”；还多次让我到驻地附近荒郊野岭的坟墓群里与“地下党”接头，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为表现突出，没到一年时间，我就当上了通信班的班长。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人两三天的伙食费呀。这真的得感谢老爸深明大义、慷慨解囊使我们有机会进城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感谢当年横空出世、抢人眼球的钢琴伴唱《红灯记》这部彩色电影呢！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午夜惊魂”的亲历故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